近日，演員徐崢主演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口碑爆棚，影片講述了一個唯利是圖的小人物程勇，通過走私印度仿制的廉價抗腫瘤藥“格列衛”，走進了一批白血病患者的生活，最終獲得人生升華的故事。很多人看后都有個疑問，為什么電影原型主人公陸勇不構成犯罪，而影片中的主人公程勇卻被判有罪？

電影的原型是發生在湖南沅江的陸勇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案。該案被評選為2015年度檢察機關十大法律監督案例。陸勇案的最終結果獲得社會廣泛認可。在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中指出，陸勇幫助他人購買未經批準進口的抗癌藥行為，被認定為不是銷售行為，不構成銷售假藥罪；同時，他購買3張以他人身份信息開設的借記卡，并使用其中1張用于支付購藥款的行為，被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根據刑法規定不構成犯罪。

電影中，程勇最終因犯走私罪、銷售假藥罪被數罪并罰而獲刑五年，是于法有據的。對照《刑法》第153條的規定，程勇有逃避海關監管，非法運輸、攜帶或者郵寄應當繳納稅款的貨物、物品進出境的行為，構成走私罪；對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程勇有主觀故意銷售假藥的行為，構成銷售假藥罪，該罪定性不管是否牟利、是否發生實際人身傷害，只要有故意銷售假藥的行為即可認定。按此規定，現實中的陸勇代為購藥的行為已經涉嫌犯銷售假藥罪，沒有定罪體現了司法機關對情理法的考量平衡。

大家可能會問了，“印度神藥”明明有效啊，怎么就變成假藥了呢？因為刑法意義上的假藥與生活概念中的假藥并非同一概念。我國《藥品管理法》第48條是這樣規定的，“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藥品，按假藥論處。”

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似乎法律與情理是完全對立的。其實，追求法與情理的協調統一，即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給當事人以人性關懷，正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大特點，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法律相比于社會實踐總是帶有滯后性，“格列衛”事件再次讓情理法的關系引起全社會的反思，推動了有關制度和法律的進步：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抗癌藥關稅的“歸零”……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全面履行檢察職能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中寫到:對于銷售少量根據民間傳統配方私自加工的藥品，或者銷售少量未經批準進口的國外、境外藥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后果或者延誤診治的行為，以及病患者實施的不以營利為目的帶有自救、互助性質的制售藥品行為，不作為犯罪處理。